商会一词出现在1901年开始的慈禧新政中，为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末代清政府制订了《商会简明章程》。此前，商会在中国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会馆，是商人之间交流感情、谈判利益的场所。在现代影视剧，民国时期的商会总是门庭若市、车马熙攘，商人在谈笑风生中完成利益往来，然而翻阅近代民国商会的档案，呈现出的是另外一种色彩——它是商人们在动乱的时局里抱团取暖的工具，多了一些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的凝重色彩。

　　1906年，黄石地区最早的商会——黄石港商会成立。到1950年7月黄石工商联筹备委员会成立时的45年中，黄石港商会先后演变出“石黄镇港窑商会”“港窑湖商会”“石灰窑商会”等，名字更迭的背后有大商人之间的利益之争，也体现了黄石近代商业中心的变更。

　　“小汉口”里诞生的商会

　　商会的成立，因商业之繁荣、商人之集聚。之所以最早的商户出现在黄石港，因为这里曾是“小汉口”——从名字就可以想见当年江上舟楫林立、岸上人声鼎沸的情景。在清末以前，这样繁华的景象并不属于黄石港，而是属于道士洑。黄石地区的商贸业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1368年），此后的500多年里，商贸中心一直集中在道士洑地区。清朝末年，道士洑市场逐渐萧条，商业中心转移到黄石港，这种转变与一个码头有关——黄石港招商局轮船码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建立国营轮船招商局以抵抗列强在经济上的侵略。1872年轮船招商局长江航线正式通航，总部设在上海外滩，性质为官督民办。光绪十三年（1887年），祖籍浠水的清朝道台郭省三家族迁至黄石港镇沿江街十二号定居，创办了黄石港国营轮船招商局，系国营轮船招商局在黄石地区的分支机构。郭家建立招商局码头，以两条运输船起家，从事轮渡经营，为过往的轮船提供运客、卸货的服务。水上运输通道通畅后，以该码头为中心，杂货、旅店、布匹等行业在黄石港逐渐兴起，其中一些字号实力雄厚，如：杂货业中的“老恒源”“梁祥泰”，土布业中的“汪谦茂”，粮食业中的“王茂林”等。

　　1906年，在黄石港江边的一栋洋房内，黄石港商业“十八帮”聚集在一起，成立了黄石港商会，下设同业公会。这一时期的黄石港有坐商227家，他们将本地的苎麻、棉花、药材、黄石港饼等土特产运销到江西、安徽、上海等沿江各省市。商会成立后，致力于维护商人利益、协调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起到了行业配合政府监管自治的作用。从1906年黄石港商会成立至1933年，是黄石港镇商贸业的黄金时期。据统计，1931年，黄石港镇各业商户达到200余家，另还有未纳入行帮的缝纫店、理发店等服务业100余家、小摊贩300余户。部分行业的规模很大，以粮油业为例，当时黄石港镇每天的粮油成交量在3000石左右。此时的黄石港镇，茶楼、酒家、旅店、商贸一应俱全。1933年，黄石港跃升为湖北省九大商埠之一。

　　动荡时局里的没落

　　民国时期的商会不是单纯的商业组织，与政治时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放前，一些著名的商会组织都参与政治活动，如著名的汉口商会为武昌起义提供了财力支持，上海商会、广州商会均参与了本地的光复运动。黄石港商会也不例外，与政治时局联系密切。

　　黄石港商会初始时的性质为官督民办，其申请、注册、召开会员大会均需通过大冶县政府批准。1934年5月，黄石港商会制定了《工商同业工会章程准则》，《准则》第一条即写明“接受党部政府委托之事项”，其次才是“维持并促进同业之公共利益”。可以说，商会组织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不仅为本地的商人财富的积累提供帮助，更是本地政治势力平衡社会关系、调整各阶层利益格局的一个工具。

　　与时局紧紧捆绑在一起的黄石港商会在1933年达到辉煌的顶峰后，迅速走向衰落。

　　1931年，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在黄石城区肆虐，黄石境内严重内涝，变成泽国，居民“流离荡析，苦不聊生”。这场大洪水，让黄石港镇的商贸业元气大伤，埋下了逐步走向衰落的引线。1937年7月，日军开始空袭黄石，居民逃离故土，商铺成为瓦砾，街市被炮火摧毁。随着黄石港的沦陷，黄石港地区的商贸业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抗日战争期间，因日军封锁严密，商品流通受阻，黄石的商业中心逐渐向石灰窑地区转移。日军在石灰窑建立“示范区”，利用当地的汉奸商人为头目，成立“石黄商会”，取代了黄石港商会。这一时期，石灰窑的商业市场虽得以保留，但实则被日军完全控制，成为日本掠夺黄石资源的工具，本地商人并不能从中获益，如当时经营规模最大的“聚诚麻行”，每年能够购销麻制品6000多万斤，但是只能转卖给日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黄石港市场有所复苏，1948年，黄石港有商户248家，从业人员820人，全年商业零售额800余万元，商人于是提议重建黄石港商会。但时过境迁，当年毫无争议的老大地位受到了挑战——在抗战期间被日军控制的石灰窑市场在战后迅速成长，两地市场就商会名称起了争执。